那叫魏晉風度
──哥們兒要像樣,很簡單,一言以蔽之,曰:不拘格調,沒甚麼……
韓劇欺人,到了家戶為之善頌善禱的地步。有一齣通俗具,叫《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得鬼祟,一眼看見「男人品格」四字,就覺得這是女人抱怨出來的話題。「男人要有品格」不會是哥們兒之間的央求;而「男人沒甚麼品格」則往往是姑娘們歷經愛恨疲勞而得出來的共同結論。我不是姑娘,學不會從那樣的角度同哥們兒作精神講話,但是既然答應了要寫一篇文字,就得說幾句──這正是男人的第一種品格;說得偉大些,是重然諾;說得卑微些,是不賴皮。
首先我要提醒哥們兒的,是「沒甚麼了不起」的品格。
無論說與不說,男人的意識底層總潛藏著一種要比女人多擔待些社會責任的心理。在媒體紛陳、眾聲喧嘩的時代,這種事看來並不費勁,一旦有公共事務不得不參與喧囂,便義形於色,大節凜然,不過就是在臉書微博上公幹幾句,畢竟是公的居多。不過,現代男人可能不知道:古代士子初出為官,涉身於公務,一定先用死雉(山雞)作見面禮;拜見君長。為甚麼是山雞呢?
「以雉為贄」的用意,就是因為雉這種野禽「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只能殺死,而不可生擒。換言之,那就是「辦大事」的一種自許和自覺:必須抱著豁出一條性命去的決心執念,否則不要談治國、平天下。我開宗明義地說:而今沒有大丈夫,是因為這世界早就失去了以性命為誓的責任契約,不能以性命相許,男人通通小一號,沒甚麼了不起。
其次我要提醒哥們兒的,是「沒甚麼好計較」的品格。
晉明帝有一次問豫章太守謝鯤:「你自己說說;比之於中書令庾亮,你二人高下如何?」謝鯤的答覆是:「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拿治術比節操,誰能分得出高下呢?可晉明帝是個死心眼,似乎在任何事上都要比先後、論高低,他也問過周顗:「有人拿你比郗鑒(按:王羲之的岳父),你怎麼說?」同樣的話,居然問過兩次。
第一次,周顗的答覆是:「郗鑒比我,看來多用功夫。」這話說得有些模糊。一方面可以說郗鑒比較努力做人或求學,一方面也可以說周顗以為郗鑒的天資略遜。無論如何,晉明帝還是拿同樣的問題去問了郗鑒,郗鑒的說法則是:「周顗比我,更具備國士的資格。」晉明帝仍不愜意,回頭再問周顗第二回,周顗簡直不勝其擾,當場嗆道:「陛下不須牽顗比。」一個「牽」字,點染多少無奈與棖觸?
而「不須比」,正是士人們這種各適其性、各盡其性、也各遂其性的認同,也是魏晉時代整個社會逐漸染習、養成的核心價值。身在這個階層的男子於是更能夠發現個別人物、個別事物的美好。
魏晉人物之中有一個名氣遠不及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的阮裕,字思曠。這人,請容我接下來介紹給眾家哥們兒,他所實踐而示範的,是「沒甚麼捨不得」的品格。
在《世說新語‧品藻第九》上,有當時人對阮裕的評價,以為他:「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眾人之美。」
前四句裡的「右軍」是指王羲之,「真長」是指劉惔,「仲祖」是指王濛,而「淵源」則是指殷浩。王羲之書聖風度,矯若遊龍,世所共知,千古不疑,也就無須冗詞贅述了。
劉惔和王濛擅長言事辨理,俱為會稽王司馬昱的門客,劉惔「為政清整,門無雜賓」堪為奉公守法的典型;王濛「丹青甚妙,頗希高遠」,以清廉簡約而備受推重。這兩個人非但以瀟灑的風度、樸素的格調齊肩,死時都不滿四十,還剛稱得上熟男而已,堪說是當時名士的象徵。
至於殷浩,從一個小故事便可以知道其人「思致」的清妙高明了。桓溫打從年幼之時就與殷浩齊名,常有競較之心,有一次忽然冷不防問了殷浩一句:「你比起我來,究竟如何?」殷浩當即答道:「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可是「兼有諸人之美」的阮裕又如何呢?容我再一次向哥們兒報告:即使這些周旋了半天古文的段子讀來詰屈聱牙,儘想跳過,千萬別錯過最後這一則──
阮裕受王敦知遇,官拜上書郎,可是一心隱居,遁跡於剡中。他別無聚斂,倒是有一輛好車,任誰來借,從來不會拒絕。有人要為母親舉行葬禮,想向他借車,卻不敢開口。他聽說之後,就慨嘆道:「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當下便把車給燒了。
哥們兒,我說句實在話:要學阮思曠的品格,還得從捨得做起。你,肯借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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