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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8日我在【一席】的二十分鐘講話綱要，沒有照著說，卻也差不多。
那些未完成的
───而我為甚麼還可以寫下去？
未完成的人生過半，總是還帶著些活繃亂跳得情味，為甚麼要談完成？在這個題目上，我原本要說的是寫作這一行裡的風險，到後來可能會說成了這一行裡的宿命。
在提及風險這個話題以前，我必須說一說時刻縈迴於心上、無時或忘的幾個短篇。你們可能會聽過卡爾維諾在他那本著名的《未來的千禧年備忘錄》（1985）第二章裡說起過：他一直想編一本只有一句、或是只有一行文字的故事集，那個瓜地馬拉作家阿古斯特‧蒙特羅梭的〈恐龍〉於是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當他醒來時，恐龍還在那裡。」
許多科幻小說可能和蒙特羅梭有著全然不同的世界觀或寫作動機，卻傾向於一樣極短的書寫，你一定聽過「地球上最後一個人坐在房間裡，響起了敲門聲。」或是：「太陽從西邊升起。」或是傳聞中出於艾西莫夫之手的〈某外星太空船地球觀測報告〉，內文只有一個字：0。我也寫過一篇〈絕交〉，貼在臉書上，自覺頗得極短、微型之神髓：「為了避免重逢，後來他們不約而同地錯過了四十三個共同朋友的喪禮。」
寫得短，不會有始亂終棄或者虎頭蛇尾的風險，但是它或是需要一個驚人的好點子，或是需要啟動讀者向所未有的驚奇和感嘆，或者是引發哲學史上尚未經人提出的命題。片言決成敗，一樣令人怵目驚心。如果我們相信康拉德所言：這世界其實是由非常簡單的幾個信念所支撐起來的，那麼，只消寫一部比五頁長的小說，我就不免會夾纏在兩個說法之間，不知所措：往下寫，埋進更多的伏筆、作更為寬闊的展開、岔入更多的枝節，到底只是依賴更多的文字去彌補、拯救一個原先就不見得成立的簡陋構想？還是冥冥中我們已經比世人都早一眼看見了作品的豐富性和深度呢？不要太過自信───我告訴自己；你寫壞的機會比較大。
我聽說賈西亞‧馬逵茲的一部長篇可以醞釀十六年、二十年，直到一切連作者都不能確信是甚麼的準備完成，才開始動筆。寫作途中有沒有自覺不該完成而想要放棄？或者果真放棄？這我不得而知。但是在我而言，未完成似乎相當常見。我的《大荒野》系列應該是三部曲，前兩部《歡喜賊》和《富貴窯》分別採取第一人稱和全知的敘事觀點，相隔十八年才正式合集出版。也是直到這十八年過去，我才想到：第三部該如何經由一個單一的第三人稱主人翁加入敘述，而到目前為止，這個敘述者（一個民初的考古學者）無意間發現末代武林被熱兵器摧毀的證據，這個故事還在腦子裡，還捨不得拿出來與人分享。
我的《春夏秋冬》系列也沒有完成，全套四本，的確也只剩下最後一冊《島國之冬》裡的一個中篇尚未寫出。為甚麼不寫？我的讀者總是這樣問，而他們並不真想知道原因，他們只是提醒我虧欠他們。我所知道的原因就算說出來，應該也不會有專業寫作以外的人有興趣。那是一個極為個人的理由：我希望能在《島國之冬》這一本書的內部，呈顯出一種（在技巧上）從中國古典說部、書場、評話「過渡」到西方現代小說的痕跡。可是，這個想像裡的中篇，只有一個故事的輪廓，我還看不出它如何從古老的東方過渡到當代的西方。
據說舒伯特那首《未完成交響曲》原本在作曲家的心目之中是一首有四個樂章的交響曲，所以舒伯特大膽地調度木管與銅管樂器，讓單簧管、雙簧管、長號史無前例地在第一樂章就展現了雄壯驚人的威力。我高中時代聽演奏管樂的同學說起這些，日後也就只能在回憶和想像中把舒伯特那革命性的曲式當成是未完成的原因。也許，1822年之後的舒伯特因為甚麼緣故無以為繼，也許這兩個樂章已經為舒伯特表達完了他所有的意思，我寧可相信：在停下創作的腳步的那一刻，作者真正發現了創作的奧秘。
還記得《Pieta》罷？一般我們稱之為《聖母慟子像》或者《聖殤》。米開朗基羅窮畢生之力，一共雕刻了四作造型各異的《Pieta》。第一座完成於米開朗基羅二十三歲的青年時代；當他著手第二座《Pieta》時，已經七十多了。據說這座群雕是米開朗基羅準備放在自己的墓園裡的，他把自己也刻入其中。而在這個作品裡的聖母幾乎連粗胚都未完成，體格顯得特別長大的耶穌壓在瘦小的母親身上，卻沒有左腿。第三座《Pieta》更是很多人不願意承認為米開朗基羅的作品───耶穌有著過於粗壯的右臂、以及難以承擔軀體的細瘦雙腿，若不以敗筆視之，便能夠體會晚年的米開朗基羅以耶穌借喻越發沉重的人生領悟。我們夠狠的話，還可以看一眼米開朗基羅在八十一歲到八十九歲期間的第四座《Pieta》，耶穌已經不是平躺在聖母懷中，也不再以其巨大的身軀掩翳或拖累著聖母，在面目模糊而體型明顯單薄的造像上，觀者可以輕易發現耶穌和聖母的年齡又接近了不少，而耶穌更像是背負著新娘一般的聖母了。
《Pieta》和《未完成交響曲》都涉及了一個創作上不容迴避的老問題：在創作的實踐中，我們自覺已經熟練的技法、我們自覺已經通透的觀察、我們自覺已經完整而足以示人的生命體悟，都可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崩潰。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是繼續走下去？還是停下來？俗眼所見、俗耳所聞，以為是敗筆的，會不會恰是創作者別有所圖、勉為攻堅；唯其冷暖自知，故不能完成也就恰恰不足為外人道。
「酒酸了？打掉！」這話據說是一個推車叫賣的釀酒人說的。可想而知，他的顧客抱怨酒酸了，他拿起斧子就把整桶酒劈灑在地。釀酒人的故事是經由那顧客流傳下來的，而那顧客，正是米開朗基羅。酒之味酸與否，的確有客觀的標準可以公驗，失手而不符合比例或欠缺了肢體的雕像也必有足供明眼人挑剔之處，不是也有人說舒伯特的未完成乃是他不像貝多芬那樣長於展開和重組樂曲的動機嗎？不過，也許每一種不同形式的創作者都有不同於他者的「打掉」方式。米開朗基羅用他的方式承襲了「酒酸了？打掉！」的實踐，他留下任人嗤笑的未完成之作，在另一塊石頭上重啟雕痕。
而我，總是先寫一篇新的。
從上世紀末的1998年開始，《聆聽父親》寫了五萬字而停擺，直到2003年完成，其間居然出版了一部《城邦暴力團》。事到如今，已經寫了十幾二十年《大荒野》和《春夏秋冬》顯然不會比《大唐李白》更早完工，而後來「不小心」出版的《認得幾個字》、《送給孩子的字》，卻可能已經要出版形式相近的第三冊《字辭辨正》了。對我來說，一本久久沒有出版的書，好像既該被視為酸掉的酒，也該被視為新釀的酒。寫作者比釀酒人佔便宜的地方是：我們的職責既是無中生有，也就無所損失。
在《大唐李白‧鳳凰臺》開篇，我寫到一個角色吳指南朝空中扔了一個酒囊，當下忽然想到：這酒囊如果緊接著掉下來、就太沒意思了。僅此一念，那酒囊經過了將近四十萬字的篇幅，到現在還沒有掉下來。不過，故事裡還有一把大將軍王神念的斧子，也扔上天去幾十年沒有落地呢。我們都不著急；因為我們沒有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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