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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探求的生命不值得吾人度过。」──柏拉图《辩解篇》

希腊中国古典教养

教养有甚么用?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一群雅典最有教养的公民不是一样投票判决了苏格拉底之死吗?

教养有甚么用?公元前九十八年,司马迁不就是因为拿不出几十两金子来自赎死罪,而受了腐刑的吗?

教养,既不能保障人成就其伟大的人格与智慧,也不能保障人成就其富贵寿考与功名,可是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却总会在教养问题上暴露出巨大的焦虑呢?这样的焦虑带动了许多教养之外的事物,比方说公共制度,比方说教育品味,比方说科层文化,比方说知识产业。为了成就一种与时俱变而日新月异的知识能力,我们今天为人父母者就会想尽方法提前让自己的孩子学器乐、学写作、学计算、学歌舞,甚至学玩耍──这简直匪夷所思。然而不及早而大量地将公认有用的教养内容塞给年轻人,似乎我们自己重视而错过的美好价值便要永远沦丧了;似乎我们自己欠缺而疏于锻炼的重要能力便要拱手让人了。教养于是转变成一个焦虑核心,而且舍此无它!

听听柏拉图那段老掉牙的教训罢。柏拉图的弟子们曾经试图有系统地将他的学说整理成一部大书,非但未能成就,还受到老师的斥责。柏拉图在他的第七书信中这样说:

有人已经写过、或者试着说明我的哲学探讨的意义,有人听过我的课,有人则是辗转旁闻于他人,或者自己思索出一些内容。我得这么说:至少我个人以为,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事实的真相。关于我的学说,我没有也不会写成一本纲要性的著作。因为这些问题不可能被归纳为格式,就像其他的问题一样,祇有在长期接触之后,大家一起体验和讨论,它们真正的意义才会突然在心灵内点燃起来,就像由一个火花爆发出来的光,之后它自己会生长。

柏拉图所说的祇是一部他不愿意写出来的书吗?祇是哲学问题吗?我倒觉得他承袭自苏格拉底的这个命题切切关乎人类教养的全盘态度。正因为教养不是一本书、一套固定的内容,也不祇存在于人生的某一阶段,更不是来自一个家庭或几所学校,它是许多深深浅浅、大大小小的实际生活接触,不断冲击着这个会思考的主体,并且通过与他人不断的「体验和讨论」才得以面对的。柏拉图的结语从未指涉「解决了」某些问题,他用的是「点燃」── 一个火花照亮的比喻。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不相信「一部完整的著述」对于教养问题会有正面的意义。因为看似完整的「一部著述」,恰恰阻断了书本之外可能产生的「体验和讨论」。

在中国,平民教育初始之际,也出现了一样的教养观。孔老夫子说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是谁?是一个姓彭的?还是一个骑青牛出函谷关的老子和一个叫彭祖的两人合称?历来聚讼纷纭,我甚至还看过说四川彭山县江口山为彭祖故居,而彭祖是个水利工程师,在三江地区开发大量可利用江水灌溉的农田,乃至于运用导流工程,让三江水力对撞,从而遏制洪水泛滥,保护农田云云。这未必是胡说。

好了,孔夫子自比为商代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也许有他重视技术实务的深意,这一点我们祇能猜想,不好做太多的附会。不过,「述而不作」是很坚决明确的。孔子在中国经术之学上有开创之功,但是他强调「述而不作」则不是谦词,否则也不至于临危时说出:「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第九》)「述而不作」,本来就是实论;因为孔夫子在他的教养事业里,对自我的要求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作」──发挥自得的见解──却也恰恰是在孔子所执着于教养理想的的对立面呢!在孔子的学院里面,对「教」与「学」相互之间所重视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换言之,是不断地的「体验和讨论」。

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两个学院传统的奠基者对于完成「一部有体系的思想著作」或者「一部自己的思想著述」的兴趣,彷佛远远不如他们直接面对的教养实务的兴趣。显然,从一方面来看,教养的两个主体──「教/学」──生命的丰富和活泼性也因此彰显其原本不宜于「from cover to cover」地覆盖起来的本质。

这是一个古老的论理。教养不在知识系统之内,偶尔甚至可以跟知识系统无关,教养总是来自一个值得尊重、追溯与记忆的过去,那里有已经逝去的思考者遗留下来的、尚未经语言打磨的抽象问题;或者,那里有风闻中美好的公共生活和个人质量,值得倾慕与再现。所以柏拉图的学院并非蛮烟自立,里面实有多少Thales、Pythagoras、Parmennides、Protagoras乃至苏格拉底这样的幽灵,在柏拉图自己也变成同样的幽灵之际,怀疑和激辩从未终止,将教养的内容继续交付给下一代的学者去「体验和讨论」。

至于孔夫子的学院,看似总在朝一个从未实际存在过的尧天舜日匍匐前进,而永无企及之时。然而祇要脱离了科举、脱离了政教、脱离了和权力体制之间相生相应的机制,「夫子之道」始终还在巩固着人们对教养的基本信念和终极价值,那是亲切地体会生活,那是不怨天尤人的信念,那是「吾不试,故艺」,那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那是「博学而无所成名」。

博学而无所成名」── 一句带有谑笑意味的恭维,也可以说是一句带有恭维意味的谑笑。

我这几年交了几个热爱古典诗词的朋友,打诗钟、斗格律、推声谱、究源流,简直不亦热闹哉。跟外人说起写古诗来,简直要被笑煞;但是这几个朋友一旦划下道儿来,人人摩拳擦掌,鸡鸣雀跃,欢快如少年。

每当我们运用最先进的通讯技术(如E-mail或MSN)在相互传递、商量诗作的时候,就会有重回课堂的满足和憧憬之感,彷佛有一种滋润着、活泼着日常生活的学习重新启动了,带领着一个又一个年逾不惑,偶或知命的中年人回到人生的春天,透过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的诗,发觉竟有那么多的字,自己从来没有正确使用过;也发觉竟有那么多的自然和生活经验,是过去汲汲营营、庸庸碌碌的世俗追求中漠视而错过了的;甚至还发觉,竟有一种令自己意外的情感蓦然降临,似乎向所未曾拥有。几个写诗的人中,一个最称捷才的朋友说得好:「开始写诗,才开始接触了教养。」

我猜想教养──尤其是冠以古典之名而被珍视、供奉着的教养── 一定不祇是诗而已,孔夫子虽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可是他老人家面对「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谑笑之时,却开起自己的玩笑来,说自己最得意的「专长」可能还是驾车(『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车夫配个稳婆如何?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个稳婆,专门帮人接生。苏格拉底大约是从母亲的行当那儿耳濡目染,得着了譬喻式的启发,他总自称其求知的方法是「助产术」,并强调:「我不是智者,不会传授知识,但是能帮助人产生知识。」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那句名言也很实在:「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甚么也不知道。」孔夫子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当然,身为值得尊重、追溯与记忆的历史的一部份,这些先驱的教养者必然也会暴露出教养内容本身的限制和困惑。当有人太重视「清醒的生活」的时候,便会忧心来自模仿的艺术将要使人脱离计算与纪律,像柏拉图这样的教养者就会声嘶力竭地捍卫他心目中德行与理性,而划清了教养的疆域──操场和教室里都找不着诗、绘画以及悲剧。也许我们该因此而庆幸这位希腊学院的开山祖师并未真正实践他的理想国。

类似的限制也出现在孔夫子的学院里。当他说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时候,你不但会因为身为女人而感觉不平,祇要不是位居权力结构顶尖之人,恐怕都难免于有一点儿义愤──的确!我们这些奴仆一般的大众小人对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大人物是有些情结,然而,「难养」二字是在嘲骂我们吗?

教养者也总是需要更多的领教。越是从古典中汲取而来的教养,就越是会出现与后世实际人生的时差,我们受教者一方面明知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纲领,却仍然试图在每一点滴的教养过程中抱持「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守则。好像确立永恒的价值这件事是搞教养的时候分毫厘发不可错失的。现在更要命的思考逻辑是:如果教养不够,就会丧失竞争力!

然而,教养的需要会自动展现。我儿子七岁时我跟他说:「你现在可以开始学一点儿古诗,这是很好玩的教养。」他的答复是:「我好玩的东西很多,现在真的不需要这个教养。」他说得对。他比我懂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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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

张大春

190篇文章 7年前更新

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1957年生,山东济南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辅大中文系讲师、News98 电台主持人。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著有《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张大春的文学意见》、《欢喜贼》、《化身博士》、《异言不合》、《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野孩子》、《寻人启事》、《小说稗类》(卷一)(卷二)、《城邦暴力团》(1~4)、《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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