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斧与赏字

唐太宗出征高丽期间（公元649年）得了「痈疽」。中医以为此症：「六腑不和则生痈，诸腑俞皆在背」，说这是周身血气不通，腑气不和，于是经络为寒所侵，血壅不通，故结成痈；一旦再以热气加受，则肉血败化为脓，很难治。以今事度之，像是因为压力过大、免疫力下降而罹患的带状疱疹。这个病在古代，是很容易死人的，常见爱服食丹药的人「疽发于背」，而著名的军事家范增、种谔、曹休、宗泽也都死在这上头，予人一种未必是巧合之感。

当时被授以辅佐太子监国重任的大臣刘洎可谓「忧慎戒惧，握火抱冰」，听到唐太宗生病的军报，不小心说了两句话：「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根据《资治通鉴》的载录，唐太宗闻知此言，非但不觉得刘洎忠耿，反而认为他心迹甚明，不过是急着要簇拥太子继位──所谓「辅幼主行伊（尹）、霍（光）故事」。龙颜震怒之余，当下赐刘洎自尽。

刘洎和唐太宗还有一个关于书法作品的小故事。据说太宗常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大臣，宴后太宗操笔作飞白书，遍赐群臣。由于酒兴所致，不论失仪，大臣们纷纷攘夺起来。刘洎不与众人争执，反而欺身于御座之后，待太宗写罢一幅，登时据为己有。大臣们喧嚣不满，都说这是僭越之极，坐大不敬之罪。太宗闻言却大笑着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留下了一段佳话。

这个宫廷君臣之间小插曲，是不是在唐太宗「痈疽」发作之时，有了另一层意义，是很耐人寻味的。《资治通鉴》的撰者司马光对于这起「试图窜立不成」的疑案自有心证，四个字：「或谮于上」──有人在皇帝跟前进谗言。这个人，据说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

刘洎容或是冤枉的，但是也不能无疑。苏东坡有一篇著名的书法论〈书唐氏六家书后〉──所述有如法国人毕丰（Buffon）所谓的「风格即人格」（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认为褚河南是一个忠臣，不至于有谮杀刘洎之举。这是个「大判断」，若只出于东坡喜爱褚字之「清远萧散」，能够客观而可信吗？在这篇论书之文中，东坡还举了智永禅师、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张旭的书法，以及陶渊明的诗为例，以为艺术表现的骨气自然生发，之于一个人的格调品行，是怎么藏也藏不住的。东坡的结论环绕在「心正则笔正」上，并引伸出：「世之小人，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

「窃斧」不是一个太生僻的典故，是否出于《韩非子》我不敢说。倒是在《列子‧说符》和《吕氏春秋‧去尤》里都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丢了斧子，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怀疑是邻家子给偷去了。这人从此仔细观察邻家子的言行，怎么看都觉得对方走路也像偷了斧子的模样，说话也像偷了斧子的语气，简直就是个贼德行。过了不久，他不意间发现了自己丢掉的斧子，这时他再看邻家子，又觉得那人的举止毫无异状，怎么看又不像偷了斧子的样子。

如果窃斧的故事说明了人之浸渍于成见的确不可自拔，那么，现在更难解的谜来了：我们是先读到刘洎受冤的故事比较好呢？还是先学会欣赏褚遂良的字比较好？对于历史和艺术，我们所有的，恐怕都是先入为主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