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有家学】——烧书略得风雅-张大春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犹记少时读《庞檗子遗集》：「春尽横塘雨又风，昏灯短被卧孤篷。梦回何处数声笛，却忆枫桥半夜钟。」家大人笑谓：「化古之难，由此可知。庞家乌篷船上『夏蚊成笛』，居然也风雅得想起〈枫桥夜泊〉来！」

庞树柏，字檗子，号芑庵，江苏常熟人。这一首〈舟中夜闻笛声〉化古不成，还不能得一妙字，闹了不少笑话。它的根本问题是第三句第五字，若要合乎近体诗的声调，此处应出之以一平声字，如果非用仄声字不可的话，下句第五字亦应转为平声字以救之，如老杜〈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者是。这首诗的毛病尚不止此，据说与庞檗子同为南社社员的诗人陈去病就曾经说：「此题一去其『舟中』可也，二去其『夜闻』可也，三去其『笛声』亦可也。」

更有意思的是庞檗子的一首〈烘书误焚百卷有感〉诗，从诗前短序可知，这一批不幸烧掉的大多是作者刚购得而尚未及阅读的书：「木渎南庐藏书有未及寓目者都百三十册，比来霜雪侵陵，霪雨漫漶，烘之竟焦烧一空，共瓶庐居士条幅并成飞灰，不胜叹泣。」

这里得先来上一段小注。瓶庐居士是谁？就是大名鼎鼎的翁同龢。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清咸丰六年（一八五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

以庞檗子的政治立场来看，对于翁同龢未必肯一同声气，之所以会收藏他所写的条幅，应该还是基于纯艺术的爱赏。条幅给失火烧了，庞檗子显然还是心疼得很。底下这首诗里同「宰相」一职作对的「参军」──不消说──就是指桓温任荆州刺史之时的南蛮参军郝隆，此公晒书故事见《世说新语‧排调》，识者耳熟能详，也就不赘了。但是，下引诗句中为什么会有「宰相筋」一语呢？我只能就记忆所及胡乱猜测：松禅相国之书，笔力虬劲，世所共知，而卫夫人〈笔阵图〉更有：「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之语，猜想是庞檗子铸词的来历。

千金散去最殷勤，刻烛风檐望不群。

邺架风流惊一炬，秦灰劫数哭三坟。

无端过化参军腹，有幸熏烝宰相筋。

且送烟轻江渚上，霞红漫染是斯文。

这诗是有情感的。但是南社诸公群而不党，有位出身湖南湘乡的张默君就曾撰小文品题：「芑庵烘书误焚之事绝不堪说，以其偾事之愚，不宜示众也，而竟赋之，怪哉！」意思很明朗：能干下这样的蠢事，还好意思赋诗宣传吗？

我的看法不同。庞檗子是有所本才敢写这首诗的。

有个更老几辈儿的老前辈，是《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的传主之一郑珍（一八○六～一八六四），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等等。郑珍有一个念起来像绕口令的集子──《巢经巢诗钞》。在这个集子的卷三之中，有这么一首诗，题名〈武陵烧书叹〉。烧书之人好像都得有个说法，郑珍自不例外，他的这首诗也有一篇序，说的那一套跟后来的庞檗子一模一样：

「十二月朔泊桃源，夜半舷破，水没半船，翌抵武陵，启箱簏，皆透渍。烘书三昼夜，凡前所钞述者，或烧或焦，半成残稿，为之浩叹。」诗是可爱而富于人情的，把爱书人的焦虑伤感以及懊憾表达得淋漓尽致：

烘书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抚病子。

心知元气不可复，但求无死斯足矣。

书烧之时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儿。

恨死掷去不回顾，徐徐复自抚摩之。

此情自痴还自笑，心血既干转烦恼。

上寿八十能几何，为尔所累何其多。

有了郑柴翁这首诗，我才敢说：烘书不成而烧之，是另一种不便明言其谑的风雅──得以一举而燔之的恐怕都是些化为烟埃而不必觉得可惜的玩意儿。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