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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天下錄】────竊斧與賞字

窃斧与赏字

唐太宗出征高丽期间(公元649年)得了「痈疽」。中医以为此症:「六腑不和则生痈,诸腑俞皆在背」,说这是周身血气不通,腑气不和,于是经络为寒所侵,血壅不通,故结成痈;一旦再以热气加受,则肉血败化为脓,很难治。以今事度之,像是因为压力过大、免疫力下降而罹患的带状疱疹。这个病在古代,是很容易死人的,常见爱服食丹药的人「疽发于背」,而著名的军事家范增、种谔、曹休、宗泽也都死在这上头,予人一种未必是巧合之感。

当时被授以辅佐太子监国重任的大臣刘洎可谓「忧慎戒惧,握火抱冰」,听到唐太宗生病的军报,不小心说了两句话:「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根据《资治通鉴》的载录,唐太宗闻知此言,非但不觉得刘洎忠耿,反而认为他心迹甚明,不过是急着要簇拥太子继位──所谓「辅幼主行伊(尹)、霍(光)故事」。龙颜震怒之余,当下赐刘洎自尽。

刘洎和唐太宗还有一个关于书法作品的小故事。据说太宗常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大臣,宴后太宗操笔作飞白书,遍赐群臣。由于酒兴所致,不论失仪,大臣们纷纷攘夺起来。刘洎不与众人争执,反而欺身于御座之后,待太宗写罢一幅,登时据为己有。大臣们喧嚣不满,都说这是僭越之极,坐大不敬之罪。太宗闻言却大笑着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留下了一段佳话。

这个宫廷君臣之间小插曲,是不是在唐太宗「痈疽」发作之时,有了另一层意义,是很耐人寻味的。《资治通鉴》的撰者司马光对于这起「试图窜立不成」的疑案自有心证,四个字:「或谮于上」──有人在皇帝跟前进谗言。这个人,据说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

刘洎容或是冤枉的,但是也不能无疑。苏东坡有一篇著名的书法论〈书唐氏六家书后〉──所述有如法国人毕丰(Buffon)所谓的「风格即人格」(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认为褚河南是一个忠臣,不至于有谮杀刘洎之举。这是个「大判断」,若只出于东坡喜爱褚字之「清远萧散」,能够客观而可信吗?在这篇论书之文中,东坡还举了智永禅师、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张旭的书法,以及陶渊明的诗为例,以为艺术表现的骨气自然生发,之于一个人的格调品行,是怎么藏也藏不住的。东坡的结论环绕在「心正则笔正」上,并引伸出:「世之小人,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

「窃斧」不是一个太生僻的典故,是否出于《韩非子》我不敢说。倒是在《列子‧说符》和《吕氏春秋‧去尤》里都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丢了斧子,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怀疑是邻家子给偷去了。这人从此仔细观察邻家子的言行,怎么看都觉得对方走路也像偷了斧子的模样,说话也像偷了斧子的语气,简直就是个贼德行。过了不久,他不意间发现了自己丢掉的斧子,这时他再看邻家子,又觉得那人的举止毫无异状,怎么看又不像偷了斧子的样子。

如果窃斧的故事说明了人之浸渍于成见的确不可自拔,那么,现在更难解的谜来了:我们是先读到刘洎受冤的故事比较好呢?还是先学会欣赏褚遂良的字比较好?对于历史和艺术,我们所有的,恐怕都是先入为主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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